[25] 论及对于滥用行政诉权的具体限制问题，虽然诚实信用原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理念，但是行政法学者似乎更愿意落实到具体的法律规范中，从而实现防止滥用诉权的效果。

同时，报业组织、部门为博民众的眼球、牟取暴利，一再触及社会的良知与道德底线。但当时普通法院的诉讼程序过于机械呆板，唯有获得国王令状方可起诉，鉴于此，许多纷争根本无法调和。

（二）公共领域 如果某项秘密信息一旦进入公共领域，那么该信息的秘密性就丧失了法律对此进行保护的必要性，因为此时该秘密信息已经为社会大众所知晓，并无秘密性可言。法定的诉因是当事人享有诉权、开启诉讼程序的前提条件。如果当事人没有进入的领地，而是采用反射式接收装置（例如反射式收录机）等窃听器材，并没有进入原告的领地铺设线路。狭义上的隐私权，是指隐私权应当是某种单一性的，内容具体的权利与概念，而不应该把隐私权的内容和范围扩大。只不过同意的范围和同意的表示是依据客观标准来认定的，并不是以原告的或者被告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

政界、新闻界和普通大众都在探索新的路径以求免给个人隐私权利带来侵害。他认为，一个不和其他人有任何接触的人是拥有绝对完整的隐私权的。有的法院直接以暂予监外执行为立案理由，只记载罪犯姓名和立案时间，如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审理丁新成暂予监外执行案。

有以罪犯的基本情况、犯罪判刑情况、暂予监外执行的事由进行简述作为立案公示内容的，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从提前公示的内容来看，暂予监外执行提前公示仍停留在公开抽象的层面上，公开主体对公开的范围除了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能公开和需要进行保密的事项外，其他内容则陷入不易把握的模糊状态，致使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基本上限于公开相关的法律依据、程序规定与决定结果，其他本应公开内容则因没有明确法律条文规定而容易导致过于强调保密而拒绝公开，如据以证明罪犯是否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所需之证明材料，包括证明申请人的病、残、孕的医学诊断证明材料，生活不能自理的鉴定材料，证明申请人主观恶性大小的诸如在监服刑接受改造的计分考核情况，犯罪记录的材料，司法机关出具的证明罪犯对居住地社区造成影响的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以及暂予监外执行保证人是否符合保证资格的证明材料，而这些材料皆是综合考察罪犯是否适合暂予监外执行所必需，然而实践中的提请前公示却未能具备上述所列之内容，公示内容大多呈现模糊性。立案公示目的在于通过立案公示，第一时间对外传递信息，让利害关系人获悉法院将要审理的对象，进而有足够的时间准备提出异议的材料，确保异议准备充分。就立案公示而言，立案公示处于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受理的初级阶段，尚未对案件进行具体审查，因此，可对公示的内容做抽象的说明即将罪犯的基本情况、所涉罪名及犯罪判刑情况、罪犯暂予监外执行的事由进行简要说明作为公示内容即可。

而监狱系统的公布的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文书则相反，大部分决定文书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的事由做抽象记载。为防止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管、漏管和防止社区矫正监管工作人员违法给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开脱管、漏管的方便之门或者侵害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合法利益，有必要将社区矫正机构监管工作程序、罪犯改造的表现、证明罪犯符合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是否消失等材料信息，对外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

所以，暂予监外执行信息公开必须明确公开的时限。举行听证没有程序规范，由刑罚执行部门工作人员主持召开，通知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相关工作人员和同监区的罪犯代表出席听证会。目前，河北、河南、江苏、广东、四川等省已经在监狱狱务公开栏公示了暂予监外执行监外执行的程序和条件。而暂予监外执行信息公开在实践中因缺少程序规范导致信息公开失范。

凡是三类案件的公开开庭审理一律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有关方面代表旁听。（三）暂予监外执行信息公开的标准 实践中暂予监外执行信息公开的程度各有差异，推动暂予监外执行信息公开走向规范化，须确立暂予监外执行信息公开的标准。相对人获得知情权只能寄希望于法院、监狱机关或公安机关自身提高信息公开的积极性。听证会上先由刑罚执行科的主持者宣读罪犯基本情况，出示据以申请暂予监外执行的相关资料。

从实践中暂予监外执行公开的内容来看，存在公开内容过于简单抽象的问题，表现在： 第一，监狱提前公示的内容过于简单。之后，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开始了对暂予监外执行公开听证的探索和实践。

出现一个暂予监外执行听证成了新闻，没有形成常态。虽然法律规定暂予监外执行须进行立案公示、裁前公示和文书公开。

然而暂予监外执行制度长期以来都在近乎封闭的空间里运行，受传统监管行刑封闭思想观念的束缚，要让暂予监外执行在封闭空间里挣脱出来走向公开透明，需要立法规范与实践操作进行反复地探索、检验。首先，自2013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之后，为推进审判流程公开平台、裁判文书公开平台、执行信息公开平台三大平台建设，全国各地方法院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已经纷纷发展，形成规模。暂予监外执行信息通常只在监管场所内进行公示，外界难以知晓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况。大权在握的人民法院和监狱机关以信息公开权力者的姿态，自行选择暂予监外执行信息公开的方式。监狱系统目前为止对暂予监外执行案件较少举行听证，以重庆市Y监狱为例对暂予监外执行只有涉及三类犯罪才举行听证。（四）暂予监外执行信息公开权利保障和救济途径缺乏 无救济则无保障，权利一旦缺乏救济途径，便只能是停留在纸面上。

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罪犯欧阳蓉华暂予监外执行案等。这种信息公开的权力型做法显然是与司法公开精神相违背的。

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审理罪犯郑红暂予监外执行案。[8] 《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出台以后，各省监狱开始依照《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就审议决定对罪犯提请暂予监外执行的，须在监狱、看守所内进行公示。

暂予监外执行信息是否及时公开关系到罪犯基本权利的保障与否以及公开对象能否对罪犯情况和决定机关权力行使情况进行及时监督。对于人民检察院出具的纠正意见，相应的机关必须尽快予以纠正，并将纠正情况告知人民检察院。

如上文所述，虽然已经开始举行暂予监外执行听证，但是举行听证案件数量相比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总数，所占比例极小，而且大都是决定机关主动决定举行听证，利害关系人申请公开听证得到支持的很少。二者公示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不久之后，2014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系统启动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剑指违法暂予监外执行，重点监督职务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金融犯罪三类犯罪罪犯的刑罚变更执行情况。在法律修改前，利害关系人或一般社会公众可直接向人大常委会信息公开监督机构投诉，由信息公开监督机构派人核实，责令改正。

公示期内，如民警或罪犯有异议的，应当向监狱刑罚执行科提出复核申请，刑罚执行科应在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3天内进行调查，形成《暂予监外执行异议复核决定书》告知申请人。（六）暂予监外执行信息公开保障救济机制 以信息公开推动暂予监外执行走向透明，避免不当进行暂予监外执行，杜绝权钱交易、逃避刑罚的现象，是刑罚执行的伟大尝试。

（五）暂予监外执行信息公开取得的成效 暂予监外执行信息公开从点到面展开，制度运行向透明化迈进。然而，监狱的提前公示却还停留在在监区内采取传统的公告栏进行公示。

原载《中国监狱学刊》2015年第5期，第61--70页。（一）立案公示实施情况 立案公示是指人民法院、监狱机关、公安机关收到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或罪犯提交的暂予监外执行申请书、建议书及证明材料后，经过初步审查，认为有合理根据而决定受理被告人或罪犯暂予监外执行的申请的，将受理申请的信息通过公告栏或信息公开网站对外公示、接受监督。

（三）中央政法委以及各部门联合颁布的规范 全面提出、体系化定义监外执行是通过2014年1月24日中央政法委印发的《减假暂意见》。（四）暂予监外执行信息公开的时限 公开的时限关乎信息公开和信息接收的及时性。然而，以目前信息公开的实践来看，信息公开与其说是法院、监狱机关、公安机关的义务不如说是它们的权力。具体来说，四种公开方式可根据案件所处阶段不同应做出不同的标准。

摘要：近年来，随着违法暂予监外执行事件的曝光，暂予监外执行中的腐败问题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和中央司法机关的重视。暂予监外执行信息公开自然不能危害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然而，这些规定又都将暂予监外执行信息公开的主动权赋予了人民法院、监狱机关和公安机关，让这些机关处于信息公开的强势地位。是否进行立案公示、是否举行听证全由决定机关在法律规范或政策文件范围内自由发挥、任意决定。

通过严格适用暂予监外执行条件，2014年全年提请暂予监外执行罪犯26人，相比2013年的提请暂予监外执行37人，同比下降了29.7%。首先，法院立案公示内容详简不一。